延安系列·第二篇｜延安的阴影与光（上） 路线之争
延安系列·第二篇｜延安的阴影与光（上）
路线之争：联合中的独立
——革命不能把自己的方向交给外部力量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架飞机降落在延安。
机舱门打开，离开中国已有六年的王明从飞机上走了下来。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王明长期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又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回国之前，他见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许多人眼中，他带回来的不仅是关于国际形势的消息，还有来自莫斯科的权威判断。
此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四个多月。
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淞沪会战刚刚结束，南京正处在日军进逼之下。中国迫切需要团结，抗战迫切需要统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延安内外，也沉浸在共同抗日所带来的振奋之中。
王明的归来，因而一度被寄予厚望。
然而，围绕着“统一”二字，一场关系中国共产党命运的路线之争，很快便在延安展开。
一、钦差的“本本”与盲目的“大局”
王明带回延安的，不只是共产国际关于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
更重要的，是一套从苏联的国际处境出发、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视为中国抗战中心的判断框架。
当时，纳粹德国在欧洲迅速扩张，日本则在远东形成直接的军事威胁。苏联同时承受着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战略压力。中国能否坚持抗战，能否把日本陆军长期牵制在中国战场，自然关系到苏联远东的安全。
而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战略视野中，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仍然弱小。真正能够组织全国性大兵团会战、支撑正面战场的，主要还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
因此，共产国际更加强调国共两党的团结，主张以国民政府为基础形成全国统一的抗战力量，希望中国共产党减少同国民党的冲突。
这种国际战略考虑，并非没有来由。
但王明回国以后，却把它直接变成了一套要求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全面迁就的政治路线。
他没有把共产国际的意见看作需要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判断的外部建议，而是把它当成几乎不容置疑的最高指示，又将自己对这些指示的理解，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权威混在一起。
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
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并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这里的“统一战线”，听上去是包括国共两党和全国抗日力量的共同阵线。
但在当时的现实权力结构中，它实际指向的，只能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在军事上，王明主张全国抗日部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和统一作战计划，要求刚刚改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蒋介石的统一指挥。
这已经不只是协调不同抗日军队之间的行动。
它意味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可能把自己的战略行动、发展方向乃至生存权，交给一个始终试图限制和削弱它的政治对手。
在政治上，王明要求尽量压低国共之间的矛盾，反对突出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赞成采取可能刺激国民党的群众政策和社会改革。
只要国民党还在抗日，共产党似乎就不应当过多谈论民主、民生和政治领导权；发动群众、改造旧政权、建设根据地，也都应当顾及国民党的态度。
这样一来，所谓“抗日高于一切”，便被一步步解释成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现存的国民党政权。
在军事战略上，王明把抗战胜利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正规军和正面战场上，对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认识不足，也没有真正看到在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所具有的战略意义。
在他的设想中，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是进入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全国抗战体系，取得合法地位，维持国共合作。
但在毛泽东看来，这恰恰可能使共产党失去真正参加抗战的能力。
如果八路军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它还怎样深入敌后？
如果建立根据地必须经过国民党批准，它还怎样组织那些已经被国民党军队放弃的广大乡村？
如果共产党不能独立发动群众，那些处在日军占领线之后的普通农民，又由谁组织起来？
王明所说的“大局”，看起来是整个民族的抗战大局。
但如果这个“大局”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停止发展群众力量，放弃对国民党限制政策的斗争，那么它最终维护的，就不再是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能力，而是国民党对整个抗战的支配权。
由于王明长期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国前又见过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他的报告在会议上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权威。
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主张说成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见。
面对这位从莫斯科归来的“钦差”，许多与会者一时难以辨明：哪些是共产国际的正式意见，哪些是王明自己的理解；哪些是为了维护抗战团结所作的必要妥协，哪些已经越过妥协的边界，滑向了对国民党的服从。
一些人开始检查自己过去是否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对敌后游击战争和独立自主原则的信心，也一度发生动摇。
毛泽东却坚持认为，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并不意味着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已经消失。
共同抗日是真实的。
国民党企图限制、削弱共产党，也同样真实。
一九二七年的清党与屠杀，距离此时不过十年。蒋介石可以在日本侵略面前暂时接受国共合作，却绝不会因此允许共产党自由发展军队、群众和根据地。
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他也坚持必须分析国民党内部的不同倾向，既联合其中愿意抗日的力量，也同限制和破坏抗战的势力进行斗争。
但在王明和共产国际权威的压力之下，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得到多数人的充分理解。
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王明的主张最终没有形成正式决议；然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度处于少数甚至相对孤立的境地。
李维汉后来回忆，毛泽东曾对他说：
“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这场争论，从来不是要不要团结抗日的争论。
毛泽东与王明都主张抗日，也都主张国共合作。
真正的分歧在于：
共产党是以一个拥有自己军队、组织、群众和政治判断的独立力量参加统一战线，还是在所谓“大局”的名义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蒋介石？
联合，是为了集中更多力量反抗日本侵略。
但如果联合的代价，是其中一方交出武器、放弃群众、停止独立判断，那么这种联合便不再是联合。
它将成为依附。
路线之争没有随着十二月会议结束。
它很快从延安的会议室，进入更加辽阔、也更加残酷的中国战场。
二、武汉与延安：两种抗战道路
十二月会议以后，王明前往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和中共代表团负责人。
当时的武汉，是全国抗战的重要政治中心。
国民政府的许多机构迁到这里，各国外交人员、新闻记者、文化人士和抗日团体聚集于此。共产党需要在这里同国民党谈判，开展公开宣传，推动各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长江局的工作并非没有成绩。
《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得以公开出版；一些在白色恐怖中遭到破坏的党组织得到恢复；共产党同国民党内部的进步力量，以及文化界、工商界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联系，也有所扩大。
然而，武汉的公开政治环境，也使王明越来越把维护同国民党的关系放在首位。
他多次未经中共中央批准，便以中央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没有同延安中央保持一致。长江局渐渐表现出一种脱离中央、自行其是的倾向。
路线开始转化为组织行动。
在武汉，王明看见的是国民政府的机关、正规军、外交系统、报纸和公开的政治舞台。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掌握着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现实资源。
他因此更加相信，共产党只有进入这套体系，尽量服从这套体系，才能获得合法地位，维持全国抗战。
延安面对的，却是另一幅战争图景。
日本军队占领了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却不可能以有限的兵力控制华北和华中的广大乡村。随着国民党军队从一些地区撤退，大量乡村既处在日军据点之外，也处在原有国家权力难以有效到达的地方。
那里没有完整的补给体系，也没有能够等待层层批示的稳定通信。
部队能否生存，取决于它能不能发动当地群众，能不能获得粮食和情报，能不能建立基层组织，也取决于它能不能根据随时变化的敌情迅速行动。
在这样的战场上，独立自主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
它首先是一种生存能力。
如果部队的每一次调动都必须等待国民政府批准，如果建立根据地、组织群众、扩大抗日武装，也必须首先考虑国民党地方政权是否同意，那么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力量将寸步难行。
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
“蒋介石是绝对不会容许我们去‘经过’和‘服从’的……”
国民党不会批准共产党放手扩大军队，也不会欢迎共产党在敌后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和政权。
因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在形式上要求共产党服从整个抗日阵线，在实际政治关系中，却只能变成一切经过国民党。
武汉与延安之间，由此显现出两种不同的抗战道路。
一种道路把希望更多寄托在现存的国家机器和正面战场上，试图以迁就和服从维持合作。
另一种道路则认为，抗战不能只依靠已经存在的力量，还必须深入敌后，把那些尚未被组织起来的农民、乡村和地方武装带进战争。
王明更多地看见了国民政府已经掌握的现实力量。
毛泽东则看见了另一种尚未完全显现的力量——敌后广阔乡村中，可以被发动、被组织起来的人民。
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六月，毛泽东先后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这些文章并不是专门写给王明的论战文字。它们直接面对的是当时广泛存在的亡国论、速胜论，以及人们对抗日战争前途的迷惘。
但它们从更深处改变了路线争论的基础。
如果抗战不可能迅速取胜，而必须经过长期而艰苦的相持；如果日本只能占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却无法真正控制广大乡村，那么敌后游击战争就不再只是正规战争的临时补充。
它将成为一片能够不断生长的战场。
在这片战场上，共产党必须依靠群众，建立根据地，也必须保持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判断和行动的能力。
《论持久战》没有逐条反驳王明，却改变了争论的地基。
国民政府可以支撑正面战场，却不可能包办广阔而复杂的敌后斗争。
只有进入乡村，组织人民，把分散的生存抵抗转化为有组织的战争，中国才可能获得长期抗战的力量。
独立自主，也因此不只是共产党为自身保存权力。
它关系到千百万普通民众，究竟只是等待正规军保护的人，还是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抗战的行动者。
三、桥儿沟：既统一，又独立
在延安与武汉的分歧之外，共产国际也开始重新了解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他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的抗战形势、国共关系，以及中共中央实行的政治和军事方针。
共产国际在听取报告以后，对中共中央的路线作出肯定。
同年八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共中央领导问题的意见：
“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这一意见具有重要的政治分量。
王明的权威，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当共产国际开始明确肯定中共中央根据中国实际制定的路线时，党内许多人也开始重新审视此前的争论。
但如果只把路线的转变归结为莫斯科的另一句话，仍然没有走出王明所代表的思想方式。
如果王明因为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便被认为正确，毛泽东也只是因为后来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才被认为正确，那么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真正获得独立判断的能力。
王稼祥带回的意见，改变了党内政治力量的对比。
真正改变争论基础的，却是中国战场已经发生的事实。
在此前近一年的时间里，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事实逐渐证明，独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没有破坏全国抗战，反而使抗日力量能够进入国民党正规军已经撤离、日军又无法完全控制的广大地区。
共产国际的意见，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
中国战场本身，则提供了更加坚实的证明。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
会场设在一座旧教堂里。来自中央和各地的负责人聚集在这里，重新总结全面抗战以来的经验。
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朱德报告八路军的工作，项英报告新四军的情况，周恩来报告中共代表团的工作。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
这一次，需要回答的已不只是某一句口号是否正确。
摆在会议面前的是一组更加根本的问题：
统一与独立应当如何相处？
民族斗争与国内政治矛盾应当如何处理？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之间，究竟以什么作为判断的尺度？
毛泽东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长期坚持。
在民族危亡面前，共产党不能因为国民党的限制和摩擦，便轻率地退出合作；不能把国共矛盾置于抗日民族斗争之上，也不能借独立自主之名破坏共同抗日。
但联合不能变成混一。
统一战线中的各个党派，仍然必须保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倘若所有事情都必须经过国民党批准，共产党便失去了独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战争和维护自身组织的能力。
正确的关系只能是：
既统一，又独立。
统一，是为了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独立，是为了使这种联合建立在真实的力量和共同目标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一方放弃自身的基础之上。
六届六中全会基本纠正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重新明确了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和建设根据地的方针，并调整了长江局所辖地区的领导机构。
独立自主的路线，由此获得了更明确的政治确认。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应当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
这场关于统一战线的路线之争，已经越过军事和政治政策的边界，触及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究竟应当根据什么认识中国？
是根据来自外部的权威结论，还是根据中国的土地、中国的战争和中国人民的真实处境？
六届六中全会重新明确了方向。
但形成这条路线的思想方法，还远未成为全党的共同习惯。
路线写进了决议，并不等于旧有的判断方式立即退出历史。
对国民党的幻想，对公开合法地位的依赖，以及在关键时刻不敢独立作出判断的习惯，仍然潜伏在一些地区和一些领导人的行动之中。
它们很快便要在另一场悲剧中，显露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四、历史的血路：皖南的枪声
这场路线之争，从来不只发生在会议桌和文件之间。
它最终要由战场、根据地和人的生命来回答。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爆发。
国民党顽固派调集重兵，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实施包围和袭击。九千余人的部队陷入重围，除少数突围外，大部牺牲、被俘或失散。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后遇害。
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军事摩擦。
它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场政治屠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反共力量长期限制、压迫乃至准备消灭共产党军队的集中爆发。
发动围剿者的罪责，必须说清。
但革命者也必须从自己的失败中追问：一支军队为什么会在危险已经不断逼近时，仍然未能及时摆脱极其不利的处境？
此前，中共中央曾多次要求皖南部队北移，要求警惕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企图，要求尽快离开险地。
然而，项英在行动中长期迟疑，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在北移时机、行动路线和部队指挥上反复犹豫，最终错过了主动摆脱危险的机会。
问题并不只是一次军事判断失误。
它暴露出一种仍未摆脱的思想依赖：总希望国民党会顾全抗战大局，总相信既然已经达成合作，对方就不会真正下手；总试图用退让换取安全，用服从避免冲突。
在延安，“服从大局”还只是会议桌上的政治语言。
到了皖南，它已经可能变成一支军队失去主动、无法及时摆脱危险的现实束缚。
然而，安全并没有因为退让而到来。
一再退让，并没有消除国民党顽固派的敌意，却使皖南新四军一步步失去了行动上的主动。
六届六中全会早已提出“既统一，又独立”。但在皖南，这一原则并没有真正转化为及时而果断的行动。
当联合被误解为信任，当顾全大局变成不敢斗争，当服从命令取代了对现实危险的独立判断，统一战线便可能由共同抗日的桥梁，变成束缚自身手脚的绳索。
皖南事变以鲜血说明：
国共合作从来不是一张能够自动保证安全的契约。
统一战线可以约束共产党顾全抗战大局，却无法约束那些早已准备动手的国民党顽固派。
若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独立的判断，没有在危险来临前迅速行动的能力，那么所谓联合，随时可能被强者改写成控制、限制，直至消灭。
这场悲剧的首要责任，属于发动围剿的国民党顽固派。
但它留给共产党自身的教训同样沉重：
独立自主不能只写在决议里。
它必须在最危险的时刻，变成敢于判断、敢于行动、敢于承担后果的能力。
真正的联合，从来不要求一方放下武器、交出判断，等待另一方决定自己的命运。
真正的合作，也不能建立在对强者善意的幻想之上。
皖南的枪声，最终把这个道理写得无比残酷。
结语与过渡：方向之外，还有头脑
六届六中全会，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复杂风浪中重新明确了自己的方向。
这场路线之争留下的结论十分清楚：
革命不能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别人。
不能把自己的组织交给别人。
也不能把判断中国道路的权利交给别人。
无论这个“别人”，是力量远比自己强大的联合对象，还是拥有国际权威的外部指导中心。
但政治路线得到纠正，并不意味着思想问题已经解决。
王明的主张之所以能够一度影响许多人，不只是因为他从莫斯科归来，也不只是因为他掌握着共产国际的话语。
更深的原因在于，党内仍有不少人习惯于根据身份、资格和权威判断是非，习惯于从现成结论中寻找答案，而不是首先面对中国的实际。
他们已经懂得，部队不能事事等待国民党的批准，却仍然习惯等待书本和上级批准自己的思想。
他们已经接受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却未必真正学会独立地观察现实、检验理论和承担判断的责任。
他们主张发动群众，却未必熟悉群众每天面对的土地、粮食、赋税与生死。
一个人可以不再服从王明，却仍然服从另一本本、另一个资格、另一种权威。
王明在政治路线上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王明所代表的思想方法已经从党内消失。
六届六中全会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应当由谁决定。
接下来的问题更加深入：
作出这些决定的人，究竟用什么认识中国？
如果头脑仍然服从本本，判断仍然依赖资格，思想仍然仰望外部权威，那么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就还没有真正成为整个组织的能力。
外部的方向已经开始校正。
内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却仍然留在延安的会议、文件与窑洞之中。
这才是更深的阴影。
一个已经懂得不能把命运交给别人的革命组织，还必须学会不把自己的头脑交给权威。
接下来需要清理的，已不只是一个人的错误，而是一整套脱离实际、崇拜资格、依赖本本的思想习惯。
整风，已经来到了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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