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系列 第十五篇｜歌声的海洋
延安系列·第十五篇｜歌声的海洋
1936年，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苏区，跟随一支红军队伍行走。
最使他惊讶的，不只是这些年轻战士的纪律，也不是他们能够忍受怎样艰苦的生活，而是他们似乎总在唱歌。
走在路上唱，夜晚停下来仍然唱。没有专门的指挥，也不必事先安排。一个人忽然起头，身旁的人便接了上去；指挥员唱，普通战士也唱。经过村庄，他们还会向当地农民学习新的民歌，农民也拿出乐器，为这些远道而来的队伍伴奏。
歌声伴着脚步，在陕北的山路上向前移动。
斯诺注意到，这些战士来自不同地方，说着不同方言，许多人都有过悲惨的人生经历。长征刚刚结束不久，许多人的衣服仍然破旧，身体也没有从漫长的跋涉中完全恢复。
他们并不知道明天会遇见什么。
前面可能是敌军，是饥饿，是疾病，也可能是一段看不见尽头的山路。但一个人的歌声响起以后，整支队伍便跟着唱起来，仿佛那条路不再只是由无数孤独的脚步组成。
在当时的中国，斯诺已经见过太多沉默的人。
贫困可以使人低下头，长期的压迫也会使人习惯忍耐，把一切不公当作命运。人们活着，却很少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够改变什么。
红军战士却不是这样。
他们的生活同样艰苦，甚至随时可能走向死亡，却显得年轻、活跃，愿意说话，也愿意歌唱。他们相信脚下的道路有一个方向，相信自己不是被历史随意驱赶的人，而是在参加一件与自身命运紧密相连的事业。
斯诺当时抵达的，还不是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
然而，延安的歌声已经在路上了。
它从江西、福建和长征经过的山川中传来，跟随那些幸存的队伍走进陕北。后来，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也将带着各自的口音、歌曲和青春来到这里。
道路上的一股股声音，最终汇成了一片海洋。
两年以后，诗人何其芳来到延安。
那时的延安，几乎无事不歌。
天刚亮，歌声便从一排排窑洞和学校驻地里升起来。出操的队伍唱着军歌走过山路，声音从一道山梁传到另一道山梁。早餐以后，各处开始上课、训练和工作，歌声暂时低下去；等到课间休息，人刚从窑洞里走出来，便又有人起头。
不需要乐器，也不必专门召集。
一个人唱，旁边的人接上；一个班唱起来，另一个班便以另一首歌回应。歌声在院落之间来回，有时唱的是刚刚学会的新歌，有时是大家早已熟悉的抗战歌曲。短短的休息结束，集合号响了，人群重新走进课堂，山沟里才暂时安静下来。
开会以前也要唱歌。
人还没有到齐，各个单位便先拉起歌来。这里唱完，那里接上；这一边声音稍弱，便有人鼓掌催促。原本散坐在会场内外的人，在歌声中渐渐聚拢。等到会议正式开始，来自不同学校、机关和部队的人，已经在同一首歌中找到了共同的节奏。
行军路上更少不了歌声。
队伍沿着黄土山路向前走，脚下扬起尘土，肩上背着行李。有人从队伍前面起头，后面的人一段一段接过去；也有两支队伍隔着山沟互相对歌。道路很长，歌声便随着队伍一起向前。翻过一道山梁，前面的声音渐渐远去，后面的队伍又唱起另一首。
劳动时也有人唱。
开荒、纺线、运送物资，工作重复而费力。歌声不能使土地变软，也不能真正减轻肩上的重量，却会使原本分散的动作渐渐汇到同一个节奏里。一个人唱错了，旁边的人笑起来，又有人把歌接过去。一首歌唱完，很快又会有新的声音响起。
到了黄昏，延安的歌声更加密集。
一天的课程和工作结束，年轻人从学校、机关和窑洞里走出来。有人到延河边洗衣、洗脸，有人带着口琴，有人抱着简单的弦乐器。三三两两的人在河滩和山坡上聚起来，歌声从延河这一岸传向另一岸，又从宝塔山下传回城中。
夜晚举行晚会，歌声便与锣鼓、秧歌和舞步汇在一起。
即使没有晚会，延安也未必安静。窑洞里有人练唱，山坡上有人合唱。一支新歌刚从鲁艺传出来，很快就会被抗大、陕公和机关里的青年学会。昨天还只有少数人会唱的旋律，过不了多久，已经在延安各处响起。
歌唱不是一天中特意安排出来的节目。
它就在上课与劳动之间，在开会与行军之前，在洗衣、休息和夜晚的相聚之中。它随着人的生活自然出现，又随着人群流向四面八方。
对于一个从外面来的人，这种景象似乎很容易解释。
大概是因为生活太苦了。
延安缺少粮食，缺少布匹，也缺少药品和纸张。许多人住在简陋的窑洞里，冬天抵挡寒风，夏天忍受尘土。敌人的封锁日益严密，前线不断传来战争与牺牲的消息。
在这样的生活里，歌唱似乎是一种排遣。
物质条件无法改善，人便用歌声暂时忘记寒冷和疲惫；道路太长，担子太重，人便唱上几句，为自己打起精神。
何其芳最初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真正来到延安以后，他发现自己想错了。
“然而我错了，刚刚相反地，是由于生活太快乐。”
这句话看上去近乎矛盾。
一个吃饭简单、衣物匮乏，连洗脸水都未必充足的地方，为什么会使人感到快乐？
何其芳所说的，显然不是舒适。
延安人不会因为歌唱便不再饥饿，寒冷也不会被旋律驱散。战士仍要走向前线，青年仍可能与家人长期失去联系。贫困本身没有任何值得赞美之处，牺牲也不应被轻易浪漫化。
但人的苦，并不只来自物质的不足。
它也来自孤独，来自无力，来自看见国家陷入危亡，却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来自心中有热情，却找不到可以共同前行的人；来自一个人的愿望不断碰到封闭的墙壁，最后只能在沉默中慢慢熄灭。
来到延安以前，何其芳已经经历过这种苦闷。
他所熟悉的许多青年受过教育，关心国家，也不愿接受黑暗的现实，却常常只能独自忧愤。个人的声音太微弱，理想找不到现实的落点。即使想有所作为，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延安使这种孤立突然被打破了。
在这里，一个人的愿望不再只是自己的愿望。
有人和他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讨论国家的前途；有人愿意听见他的声音，也有人需要他能够做的事情。他的知识、身体、热情和才能，都可以进入一个共同的目标。
个人不再只是时代苦难的承受者。
他开始成为行动者。
这种改变并不能立刻增加一个人的口粮，却能改变他理解自身生活的方式。过去的苦闷没有对象，现在的艰苦却有了方向；过去只能独自承担的重量，现在有许多人一起分担。
所谓快乐，正从这里发生。
它不是忘记现实，而是进入现实。
不是因为前路平坦，而是因为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走，也知道身边的人将与自己同行。
1938年底，远在成都的少女孟于，第一次听见《延安颂》。
那时，她还没有见过延安。
抗战爆发以后，成都的学生也在唱歌。学校组织救亡宣传队，青年们到街头、茶馆和公共场所演唱抗战歌曲。歌声使许多原本离战争很远的人开始意识到，国家正在经历什么，也开始追问，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在一次读书会上，一位从延安来的青年向孟于和同学讲起那里的生活，又唱起了《延安颂》。
延安由此第一次清晰地来到她面前。
它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也不再只是遥远西北的一座小城，而成为旋律中一个可以抵达的方向。那里有人学习，有人劳动，有人奔赴前线，也有许多和她年龄相仿的青年，正在寻找救国的道路。
第二年，十七岁的孟于离开成都，辗转来到陕北，后来进入鲁艺音乐系学习。
歌声先抵达成都，随后，听见歌声的人循着它走了回来。
到了延安以后，孟于真正进入了那片歌声之中。
多年以后，她回忆延安生活，最难忘的仍是那里的早晨。
冬天，延河结了冰。
学生们需要在冰面上凿开一个洞，舀水洗脸、漱口。几十个人聚在河边，冰水寒冷，早餐也十分简单，可洗漱结束以后，人们并不急着离开。
有人先唱起来，另一边的人也接了上去。不同的歌声从河面和山坡之间升起，彼此交错。大家一直唱到集合号响起，才陆续散去，回去吃饭、上课。
孟于把那样的延安称为“歌声的海洋”。
这片海洋并不抽象。
它有结冰的河面，有被冻得发红的手，有几十个人混在一起的声音，也有集合号响起以后匆忙离开的脚步。
它不是在舞台上被精心布置出来的景观，而是普通生活的一部分。
歌唱的人未必都是音乐工作者。
有人音色好，有人只是跟着身边的人唱；有人熟悉乐谱，有人听过几遍便能加入。但在共同的歌声中，技巧的高低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
每个人都可以开口。
每个人也都能听见别人的回应。
后来，孟于参加了一场五百多人共同演唱的《黄河大合唱》。
演出条件十分简陋。礼堂里没有完善的灯光和音响，也没有足够的分层站台。舞台站不下，有些人便站到礼堂外，打开窗户看着指挥。乐队缺少低音乐器，就设法用现有的材料加以补充。
冼星海站在临时垫高的地方指挥，几百个人一同开口。
孟于后来回忆：
“歌声响彻夜空，震撼了台上台下所有人的心灵。”
那一刻，个人的声音并没有消失。
它进入了许多人的声音之中。
一个人独自承受时难以表达的悲痛、愤怒和希望，被几百个人共同唱出来，便获得了另一种力量。个人仍然是个人，却不再孤单。
这也是延安歌声最深的秘密。
它不是让一个人放弃自己的感情，而是使个人的感情能够进入共同的表达；不是要求每一个声音完全相同，而是让许多不同的声音找到可以彼此回应的旋律。
《延安颂》正是在这样的空气里诞生的。
莫耶来到延安时，还不到二十岁。
多年以后，她回忆那段生活，只用了几个极有身体感的字：
“我走路想跳，张口想唱。”
这不是一句经过深思熟虑的历史判断。
它更像是一个年轻人的身体，在进入一种新的生活以后，自然而然作出的反应。
脚步不由得轻快起来，胸口有话要说，歌声仿佛随时会从身体里涌出。一个人唱起来，旁边的人便接上；歌声和着歌声，又引出新的歌声。
莫耶不是站在延安之外，遥望一座被赋予象征意义的城市。
她就在那些年轻人中间，也和他们一样上课、工作、行走，听见歌声从城里和山坡上传来。
她写下的不是旁观者的赞美。
那是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对自己正在经历的青春作出的回应。
1938年的延安并没有显赫的城市景观。
黄土裸露，房屋简陋，物资匮乏。中国的大片国土仍在沦陷，战争还将持续多久，谁也无法知道。
可是莫耶和郑律成却从这座贫瘠的小城里，看见了某种正在生长的东西。
他们看见青年从各地汇聚而来，看见原本分散的人组成队伍，看见普通人开始相信，自己不只是国家灾难的承受者，也能够进入历史，参与改变国家的命运。
于是，旋律从黄土高原的暮色中升起。
起初辽阔而舒展，随后一步步向上推进。山河、青年、队伍和未来，在歌声中逐渐汇合。
今天再听，《延安颂》几乎带着一种惊人的预感。
两位二十岁上下的作者，并不知道胜利会在哪一天到来，也不知道十一年以后，一个新的国家将从战争的废墟中建立起来。
但他们已经看见了创造未来的人。
胜利还没有到来，创造胜利的力量已经开始汇集。
国家尚未获得新生，能够重新创造国家的人，已经彼此找到了。
这并不是神秘的预言。
当许多过去沉默的人获得方向，当孤立的个人开始相互连接，当普通人相信自己的劳动、知识和生命能够进入历史，未来便已经不再只是幻想。
歌声之所以如此有力，不是因为它回避了现实，而是因为它比许多人更早地听见了现实深处正在发生的变化。
来到延安时，贺敬之只有十六岁。
他后来回忆，那里的生活虽然艰苦，学习和工作也十分紧张，却“总觉得充实，有使不完的劲”。
“有使不完的劲”，大概正是何其芳所说的快乐，在一个少年身上的样子。
它不是站在那里微笑。
它要读书，要写诗，要参加劳动，要排练节目，总想再做一点事情，总觉得自己还有力量可以拿出来。
一个人在旧世界里也可能衣食无忧，却不知道自己的力量能够放在哪里。
到了延安，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得轻松，但人的能力开始被一种共同事业需要。
会唱歌的去唱歌，会写作的去写作，会种地的去开荒，会治病的去救治伤员。不会的可以学习，经验不足的也可以在实践中成长。
人因此产生了一种朴素的确信：
自己并不是多余的。
在桥儿沟，鲁艺的大礼堂除了上课、排练和演出，逢年过节也会举行舞会。
桌椅被移到一旁，年轻人聚在一起唱歌、跳舞。有人动作熟练，也有人站在旁边看了很久，才被同伴拉进人群。
苏菲来到延安后，进入鲁艺文学系学习。
她与许多奔赴延安的女青年一样，并不是为了寻找一种安逸的生活。她离开熟悉的城市和家庭，是因为不愿在民族危亡中只做旁观者。她想读书，想工作，也想真正参加这个时代。
延安给她的生活并不舒适。
冬日寒冷，物资缺乏，住的是窑洞，吃的是简单的饭食。疾病、战争和离别离每个人都很近。
但许多年后，苏菲回忆起自己在延安度过的岁月，却说：
“我在延安八年，是最幸福、快活的。那时候，一句话就是单纯。”
这种单纯，并不是不知道世界的复杂。
来到延安的青年，大都已经见过战争、流亡与国家的破碎。他们之中有人失去家乡，有人与亲人长期断绝音讯，也有人不知道自己能否活到胜利。
他们并不天真。
苏菲所说的单纯，或许是一个人的生命忽然有了比较清楚的方向。
读书是为了有一天走向前线和乡村，唱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听见，写作、表演、绘画和劳动，也都与眼前的民族命运发生了联系。
个人当然仍有自己的感情、友谊和爱情，但不必再把门第、财产和身份看作决定人与人关系的唯一尺度。
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穿着相近的衣服，互称同志，在同一个礼堂里唱歌、跳舞，讨论国家的前途。旧世界留下的性别、身份和权力关系并没有因此彻底消失，延安也并不是一片没有矛盾的净土。
但一道新的可能已经打开。
人可以不先问对方出身于怎样的家庭、拥有多少财产、处在何种等级，再决定应当如何相待。
人首先可以作为一个共同承担者，被别人看见。
所以苏菲用“单纯”来概括那段岁月。
何其芳把它称为快乐。
贺敬之说，那时总觉得充实，有使不完的劲。
莫耶则说得最像一个年轻人：
走路想跳，张口想唱。
不同的人在多年以后回望延安，留下了不同的词。
可是，那些词最终流向同一个地方。
他们并不是因为不知道生活有多艰苦，才显得快乐。
恰恰因为他们经历过孤立、无力与国家的破碎，才知道人与人能够站在一起，朝着同一个方向行动，是多么难得的事情。
在那个山河破碎的时代，无数人发出过叹息、哭喊和愤怒。
延安的不同之处，不是这里没有痛苦，而是痛苦不再只能以孤独的方式被承受。
它被放进共同的劳动、共同的抵抗和共同的希望中。个人仍然要承担责任，但不再独自承担生命的全部重量。人在付出的同时，也从身边的人和共同体中得到友谊、尊严、方向与力量。
于是，叹息开始转化为歌声。
一个声音唤起另一个声音，一群人带动另一群人。长征道路上的歌、课堂间隙的歌、会议开始前的歌、行军途中彼此回应的歌、窑洞里的歌、延河边的歌，以及远方青年心中尚未唱出的歌，最终汇集在一起。
延安因此成为歌声的海洋。
不是因为那里的人不知道生活有多沉重。
而是因为那些长期被压抑、被分割、被迫独自承担命运的人，开始相信自己能够与别人站在一起，参加这个时代，并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们重新获得了歌唱的理由。
而一个民族的未来，已经在这歌声中隐约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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