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系列 · 第十六篇｜史诗《东方红》
曙光系列 · 第十六篇｜史诗《东方红》
1964年7月底，距离国庆十五周年只剩下两个月。
这时，《东方红》还只是一个名字。
没有一支已经磨合成熟、随时可以登台的队伍，也没有一个能够把几十年历史收进一夜的完整结构。它最后会有多少首歌、多少段舞蹈，几千人怎样登场、退场，音乐、朗诵和舞台画面又怎样连接起来，都还没有最后定型。
从旧中国的黑暗，到五四运动的曙光；从井冈山的星火，到红军走过的万水千山；从东北流亡者的悲歌，到黄河两岸的抗战烽火；再从解放战争的炮声，一直走到天安门城楼下——几十年的道路，要在一个晚上化成音乐、舞蹈、朗诵和不断变换的舞台画面。
历史有几十年。
留给他们的，不到两个月。
一、两个月，并不是从零开始
听上去像是不可能的事。
几十年的历史，七十多个单位，三千七百多人，要在不到两个月里合成一部此前从未有过的大型史诗。只要细想一下，就会觉得时间根本不够用。
可这两个月，并不是从一张白纸上开始的。
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访问朝鲜，观看了一台以战争历史为内容的大型歌舞。回国以后，他提出，可以把中国革命年代流传下来的歌曲组织起来，用文艺形式向年轻人讲述革命历史。
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随后开始搜集、整理革命歌曲。创作者到江西等地访问、采风，把散落在不同地区的歌重新找回来。1961年，《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演出，后来又到上海公演。几十首歌曲被串联起来，歌唱、舞蹈、人物和朗诵第一次沿着革命历史的脉络共同向前。
1964年春，上海文艺工作者又在这一基础上，排出了规模更大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两千多人参加演出，歌舞结构和舞台调度已经相当成熟。
这年夏天，周恩来在上海观看了这台演出，随即提出：以它为基础，集中全国力量，重新改编，作为国庆十五周年的献礼。
后来，他用三句话概括《东方红》的来历：
朝鲜的影响，上海的基础，全国的力量。
因此，那不到两个月真正要做的，不是凭空造出一部作品，而是把多年积累起来的艺术实践、历史记忆和人才力量收拢起来，再往上抬一大步。
更何况，那些歌，本来就不是临时写给一台晚会的。
《松花江上》《保卫黄河》《十送红军》《南泥湾》……这些旋律诞生在流亡路上、抗战烽火中、根据地的窑洞和田野里，被士兵、学生、工人和农民唱过，早已长进了一代人的记忆。
它们能够留下，不是因为后来被选入《东方红》。
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们已经被历史和无数普通人的生活选择过，才有资格进入这部史诗。
所以，那不到两个月不是经典得以产生的全部时间。
真正的创作，早已在几十年的苦难、斗争、生活与歌唱中开始。1964年的两个月，更像是一条已经奔流许久的河，终于在全国力量的汇聚下，被整个地抬上同一座舞台。
二、三千七百多人向北京汇拢
决定作出以后，人开始从四面八方向北京汇集。
全国各地和军队七十多个单位的文艺工作者陆续到来。其中有成名已久的歌唱家、作曲家和诗人，有专业舞蹈演员、乐团演奏员和舞台美术工作者，也有部队文工团员和首都高校的普通学生。加上编导、服装、道具、灯光和其他工作人员，参与创作与演出的人数超过三千七百人。
许多人此前从未见过彼此。
有人从南方赶来，有人来自东北，有人长期生活在部队；有人已经站过无数次舞台，有人只在学校礼堂里唱过合唱。如今，他们被放进同一张时间表，要在极短时间内，共同完成一部横跨几十年的大型史诗。
为了使这样庞大的工程能够运转，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文化部等方面共同组成领导机构。文学、音乐、舞蹈、舞台美术、演出和后勤，各有具体分工，又必须不断回到同一个整体中来。
剧本在重写，曲目在挑选，旧有旋律要重新编配，舞蹈要重新组织，朗诵词也要一句句推敲。与此同时，服装、布景、道具和幻灯背景已经开始制作，几千人的住宿、交通、排练场地和每日饭食也必须一并安排。
没有哪一件事能够等另一件事完全结束以后再开始。
一段朗诵还在修改，合唱队已经分声部练习；乐曲的速度尚未最后确定，舞蹈演员已在排练场里数着拍子走位；服装一边赶制，一边根据动作幅度重新调整；舞台画面还在变化，负责布景和道具的人已经要为下一次合练做好准备。
北京城里，许多地方同时响起了歌声。
学校礼堂里，学生们一遍遍磨准音高和节奏；部队与文艺单位的排练场中，演员们反复练习抬手、转身和队形变化；乐团在另一处磨合音乐，编导和创作人员则守着纸稿，调整一个场次与另一个场次之间的连接。
电话不断响起，写满时间、人员和场地的纸张在不同单位之间传递。汽车把演员从住地送往排练场，又在深夜把他们接回去。那时没有电脑，没有数字舞台，也没有能够即时传送排练画面的通信工具，许多安排只能写在纸上，记在人脑中，再放进一次次实际排练里检验。
但如果只是把三千七百多人准时送到排练场，把服装、饭食、车辆和舞台安排妥当，仍然不足以解释《东方红》。
调来人，可以依靠行政力量。
排出一场规模宏大的演出，也可以依靠严格调度。
真正困难的是：怎样让这么多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经验的人，不是各自完成一个节目，而是共同创造一部完整的作品。
三、组织起来的，不只是人
名家汇聚，并不会自动产生经典。
一首歌单独听来已经很动人，一段舞蹈在原来的节目里也可能十分完整，一句朗诵写在纸上气势充沛。可一旦把它们放进同一部史诗，原有的完整便要接受另一个尺度的检验。
这个尺度，不是哪一个人的名望。
而是整部作品。
一首歌如果太长，即使动人，也会拖慢历史向前推进的节奏；一段舞蹈本身很漂亮，如果遮住了前后场次的关系，也必须重新编排；一句朗诵落在纸上很有力量，真正从人民大会堂里传出去，接不住下一段音乐，便仍然需要修改。
没有哪一个已经完成的部分，因为出自名家之手，就可以不再接受检验。
也没有哪一个专业门类，可以只顾自己的精彩。
音乐要给舞蹈留出呼吸，舞蹈要使历史成为可见的运动，朗诵要在两段歌声之间架起桥梁，灯光、布景和幻灯不能只是装饰，而要同人物、音乐和情绪一起推动舞台向前。
第一次联合排练时，问题很快暴露出来。
这边快了一拍，那里慢了一步；前一批人还没有退尽，下一批人已经堵在台口；独立观看很完整的节目，放进整场演出却显得突兀；写在纸上的句子，真正被说出来，分量又不一样。
于是，已经组合起来的部分被重新拆开。
意见从舞台回到文学组、音乐组、舞蹈组和导演组。修改后的朗诵、乐谱和动作，又在下一次排练中重新汇合。正式演出之前，整部作品经过多次预演；周恩来完整观看了其中多场，每次结束以后，都同创作和演出人员继续研究问题。
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已经不只是人员调动和后勤保障。
它把文学、音乐、舞蹈、表演、历史研究和舞台技术放进同一个可以不断发现问题、修正问题的过程。它既要求各个专业拿出最好的部分，又不允许任何部分脱离整体独自成立。
好的组织，并不是用命令代替专业。
它必须能够辨认专业，尊重专业，让不同领域的经验彼此发生作用；同时又建立一种共同尺度，使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最珍视的部分，重新放回整体中接受检验。
它没有取消个人创造。
它使个人创造不再彼此抵消。
它组织起来的，不只是三千七百多个人，还有分散在他们身上的知识、经验、记忆、判断和审美能力。
这才是组织能力进入艺术以后，最难抵达的一层：
不仅让所有人同时行动，还要让这么多人共同完成的作品，最后看不出拼接的痕迹。
四、先唱好自己的那一句
对于身处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最初能够看见的，只是自己面前的一小块。
一个大学生站在合唱队里，只知道哪一句该从哪里换气，哪个字必须咬清，自己的声部应该在什么时候进入。他听不见整部史诗，也看不到最后的舞台，只能先把眼前这一句唱准，再把下一句接住。
一个舞蹈演员每天面对的，则是排练场中的一段距离和一串节拍。他要记住从侧幕走到舞台中央需要多少步，音乐响到哪里时转身，灯光亮起的那一刻，自己应该朝向哪一边。
乐手守着谱架反复练习，朗诵者调整每一句话的轻重和停顿。后台工作人员则对照舞台图，计算一批演员从哪里退下，另一批演员从哪里进入；几百个人怎样在有限的通道中交错，既不能相撞，也不能在幕布边缘露出半点慌乱。
每个人手里的部分都很小。
但几千个人必须等待同一个节拍。
许多创作者后来回忆，他们并没有因为参加《东方红》而另外领取一份稿费或薪酬。大量作品以集体名义出现，许多真正参加排练和演出的人，也不可能把名字留在节目单最醒目的位置。
成名的艺术家会被观众看见，站在合唱队最后一排的学生，却很难被人分辨出来。群舞中的年轻演员可能只在灯光下出现几十秒，观众还没有看清他的脸，他已经随着人群退入幕后。
可是，自己的那一句仍然必须唱准。
自己的那一步仍然必须落下。
这并不意味着疲惫、受伤和自我耗尽本身值得赞美。嗓音沙哑、舞鞋磨破，也不是一部作品成为经典的理由。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个人的投入并没有被孤零零地抛在原地。
有人安排车辆，有人准备夜宵，有人调配排练场，有人处理服装和道具，有人记录问题并把意见带回各组。每一个人只需守住自己的一小块，是因为在他看不见的地方，还有许多人正在托住这一小块。
一个人的声音也许很轻，却会被身后数百人的合唱接住；一个人的舞步也许只占舞台的一角，却同整排人的移动相连；一个后台人员完成的一次换景，观众甚至不会察觉，却决定着下一段历史能否准时进入灯光。
个人没有消失。
但个人的力量，只有在同他人的劳动连接起来以后，才获得了远远超过自身的形状。
五、深夜里的人民大会堂
真正的大合练开始以后，人民大会堂成了许多人记忆中最明亮、也最疲惫的地方。
演员们下午乘车出发，排练往往持续到深夜。灯光亮起时，几百个人同时涌上舞台；一场结束，人群迅速退入黑暗，另一批演员已经守在台口，等待下一个音符。
任何人都不能只顾自己。
独唱要等身后的合唱托住，舞蹈要踩准乐池里的节奏；前一个人如果慢了一步，后面整排人的位置都会被挤乱。几百人的进场和退场，看上去只是一片人流，落到每个人身上，却是早已练过无数次的步数、方向和时间。
一遍没有对齐，便退回原处。
歌声、舞步、灯光、布景和朗诵重新寻找彼此的位置。彩排结束时，常常已经过了午夜。演员们在大会堂吃过夜宵，再坐车返回各自驻地。汽车穿过安静的北京街道，许多人靠在座位上便睡着了。
第二天，他们又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周恩来常常坐在台下。
他并不是等作品全部完成以后，才来观看一次结果。从整部史诗怎样划分历史阶段，到朗诵是否准确、道具是否合适、舞蹈有没有破坏整体画面，他都反复推敲。
他提出，作品既要有鲜明的历史内容，也要真正给人艺术享受；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也要避免平板、单调和贫乏。宏大的主题不能成为艺术粗糙的理由，思想内容也不能替代音乐、舞蹈和表演本身的质量。
临近正式演出的那些夜晚，他一次次来到人民大会堂，听取各方面意见，审看排练，修改朗诵词。
舞台上的人反复唱、反复走位；台下的人则反复看、反复记录。排练结束以后，各组负责人继续讨论，前一夜发现的问题，第二天便要成为新的乐谱、新的朗诵、新的动作和新的舞台画面。
前一天还是纸上的意见。
第二天，它已经必须站进几千人的歌声和脚步里，再接受一次检验。
快，并不意味着草率。
恰恰因为时间太短，每一次修改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它必须立即进入舞台，在音乐、动作、灯光和观众可能产生的感受中，证明自己是否成立。
六、历史还没有冷却
然而，再严密的组织，再精确的动作，也只能完成一部作品的外部形态。
艺术最后能不能抵达人心，还取决于另一种无法由调度表直接产生的东西。
那就是感情。
《东方红》的演员所表现的，并不是一个已经远去的古老传说。
那段历史，离他们太近了。
其中有人亲眼见过旧社会和战争，有人从流亡、苦难和牺牲中走来；年轻一些的演员，即使没有完整经历那几十年，他们的父母、老师、战友和身边的人，也大多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
历史还没有进入博物馆。
它仍然存在于家庭的讲述里，留在人的身体、口音、伤痕和生活习惯中。许多歌，也还没有成为被后人整理和研究的“经典曲目”，而是人们真实唱过、听过，曾陪伴他们走过某段生活的声音。
因此，当《松花江上》的旋律响起，悲痛不只来自曲调；当《十送红军》一声声唱下去，依依不舍也不只是表演；当《保卫黄河》的怒吼从低沉走向壮阔，那种愤怒与反抗，也不是靠提高音量便能得到的。
参加大学生合唱队的人后来回忆，当才旦卓玛的歌声响起，有人站在队伍中便忍不住落泪。
那不是排练要求的动作。
但真挚也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要学习和训练。
当年轻的朗诵者对旧社会和长征缺少亲身体验时，周恩来曾建议他们阅读有关作品，走访老红军和老工人，听亲历者讲述过去。感情不能只靠想象，更不能用空洞的慷慨激昂代替；它需要回到真实的人和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来源。
因此，《东方红》中的真挚，不是未经训练的情绪宣泄。
演员知道怎样控制呼吸，怎样处理声音，怎样走位，怎样使动作整齐；而这些专业技巧所托住的，是一代人尚未冷却的共同记忆。
技巧给了感情以形式。
历史给了形式以重量。
他们不是站在舞台上替历史寻找感情，而是把仍然存在于自己和身边人生命中的感情，重新交还给历史。
后来的人可以重新编排这些音乐，可以依照影像复原队形、灯光和服装，舞台也可以更大，技术可以更加精密。
但1964年的演员与那段历史之间，只有很短的距离。
他们唱的，是自己、父辈和身边的人刚刚走过的路。
这种历史距离，无法靠舞台技术重新制造。
七、幕布拉开
1964年10月2日，《东方红》正式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舞台。
从中央决定组织创作，到三千七百多人站进灯光，前后不到两个月。
幕布拉开时，台下的观众看不见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切。
他们看不见分散在北京各处的排练场，看不见深夜返回驻地的汽车，看不见写满修改意见的纸稿，也看不见一句朗诵、一段音乐、一件道具和一个动作，曾经被调整过多少次。
他们只看见舞台。
黑暗中，歌声缓缓升起。
旧中国的苦难被重新唤醒，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走入画面；井冈山的星火在夜色中亮起，红军踏上万水千山；《松花江上》的歌声带着失去故乡的悲痛传来，《保卫黄河》的怒吼又把悲痛推向反抗。
历史在歌声中继续向前。
它穿过抗日战争的烽火，穿过解放战争的炮声，最后走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刻。
那些诞生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歌曲，被重新放进一条完整的历史长河。独唱从人群中升起，又汇入合唱；朗诵把一段历史送向下一段历史；舞蹈不再只是旋律的装饰，而使战争、行军、劳动、解放和欢庆成为舞台上可以看见的运动。
音乐、舞蹈、朗诵和舞台画面彼此接续。
观众不再意识到它们原本来自不同年代、不同地区和不同创作者，也很难看出哪一处属于哪个单位，哪一段最初是谁的节目。
三千七百多个人，渐渐退到了作品背后。
舞台上只剩下一条完整向前的历史。
这或许正是《东方红》成为经典的原因。
它并不是因为参加的人多、舞台大、场面宏伟，便自然成为经典。规模只能带来壮观，不能保证完整；行政动员可以把人集中起来，却不能直接创造动人的音乐、准确的舞蹈和真挚的表演。
它的音乐，来自几十年生活和斗争的筛选；它的舞蹈、朗诵和舞台形式，来自专业艺术家的创造；它的整体质量，经过不断排练、暴露问题和重新修改；它的感情，则来自演员与那段历史之间尚未断开的生命联系。
长期积累提供了材料。
严密组织使分散的创造汇入同一个整体。
反复检验使庞大的演出没有停留在仓促和热闹之中。
而演员真实的感情，最终使那些歌声、动作和文字获得了生命。
《东方红》不是因为规模宏大而成为经典。
恰恰是因为如此宏大的规模，最后没有留下拼接的痕迹。
一部史诗，就这样站在了舞台上。
八、十月十六日
正式演出后的第十四天，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时，千里之外的西北荒漠，一道强光突然撕开天空。
巨响随之传来。
火球升起，蘑菇云在天空中翻滚。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几个小时以后，《东方红》的几千名演职人员聚集在人民大会堂。那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们，并同大家合影。
两个月前，这些年轻人还分散在不同的学校、部队和文艺单位。如今，他们刚刚共同完成了一部大型史诗，又第一次这样近地站在国家领导人面前。
可是，他们还不知道，这一天下午，西北荒漠发生了什么。
周恩来走到人群中间，脸上带着掩不住的喜悦。他先笑着提醒大家，听到消息以后可以鼓掌，可以欢呼，可不要高兴得把地板跳坏了。
人群安静下来。
他宣布：
中国自己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话音还没有完全落下，大礼堂里的人群已经沸腾起来。
戴着红军帽的合唱队员，穿着不同民族服装的舞蹈演员，相互拥抱，痛哭、呐喊。有人把帽子和鲜花抛向空中，欢呼声一阵接着一阵，在人民大会堂里久久回荡。
就在十几天前，他们还站在舞台上，用歌声和舞蹈讲述一个民族怎样从苦难中走出来。
如今，西北荒漠的一声巨响，在现实中接住了舞台上的历史。
人民大会堂里的年轻人，并不知道原子弹制造过程中的全部细节。
他们不知道科学家在纸上计算过多少遍，不知道工人制造和检验过多少零件，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隐姓埋名，把自己的青春留在荒漠、矿山、工厂和实验室里。
但他们能够理解那声巨响。
因为就在刚刚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们也亲身经历了另一种汇合：三千七百多人怎样把分散的声音、脚步、知识和劳动，交给同一个整体。
两件事当然并不相同。
一边是音乐和舞蹈，一边是科学、工业与国防。
可是，在人民大会堂与西北荒漠之间，存在着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的共同力量。
它不是简单地把许多人集中起来，也不是要求个人在宏大目标面前消失。它让每个人先把自己能够承担的那一小块做好，再通过一种强大的组织，把无数人的知识、才能、劳动和信念，合成个人无法独自完成的事业。
舞台上是这样。
大漠里，也是这样。
那一天，许多人的眼泪很久没有停下来。
一个人一生中，很难再有另一个这样的时刻：自己的青春、同无数人共同完成的艺术，和国家的命运，竟在同一天、同一个地方，紧紧合在了一起。
许多年后，他们还会记得人民大会堂的灯光，记得身边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记得周恩来宣布消息时的声音，也记得那阵几乎要将屋顶掀开的欢呼。
那两个月，他们把尚未冷却的过去唱成了一部史诗。
十月十六日，西北荒漠的一声巨响，又使舞台上那个民族从苦难中站起来的故事，获得了现实的回声。
而史诗，并没有就此结束。
它只是翻到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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