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系列 · 第十五篇｜唯心史观的破产：人民重新写历史
解放系列 · 第十五篇｜唯心史观的破产 ——人民重新写历史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北平。
百年的屈辱与反抗刚刚走到尽头，中国人终于可以从自己的立场，重新解释这段历史。
清晨，当天的《人民日报》送到读者手中。头版刊登的，是一篇题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的社论。
许多人拿到报纸，看到那个熟悉的标题格式，就知道——又是他写的。
过去二十多天里，他们一篇一篇地追着读。从八月十四日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到八月十八日的《别了，司徒雷登》，再到八月二十八日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八月三十日的《"友谊"，还是侵略？》，每一篇都像一把刀，把那些年积在心里、说不清的东西，一层一层剖开。
现在，第五篇来了。
许多人读完，心里浮起同一个念头：这五篇文章，拆的不是艾奇逊几句话头，而是中国人心里长了几十年的迷雾。拆完了，人就不是原来那个人了。
文章是毛泽东写的，这是五评白皮书的最后一篇，是前四篇的总结，也是最深的一篇。
前四篇，批的是帝国主义者的"友谊"和话语体系——那些说出来的话和没说的话，那些真话拼成的假图，那些套在脖子上的绳。
这一篇，批的是更深的东西：怎么看历史，怎么看自己，怎么看这个世界的道理。
一、艾奇逊的两张药方
艾奇逊在白皮书里，给中国革命开了两张药方。
第一张药方：人口太多。
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话的意思很明白：你们中国之所以乱，之所以革命，是因为人太多了，饭不够吃。国民党解决不了，共产党也解决不了。这是你们天生的病，治不好的。
第二张药方：西方影响。
艾奇逊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这话的意思更明白：你们中国之所以闹革命，是因为学了西方的新思想。没有我们"带来"的东西，你们还在睡觉呢。
这两张药方，开得真好看。
一个把革命说成"人多闹的"，一个把革命说成"外面教的"。
艾奇逊以为，这样说，就能把中国革命说成一种病，说成一种学来的东西，说成一件并不真正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事。
他错得很深。
二、第一张药方：人多就会革命吗
毛泽东在文章里问了一句：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
然后他列了一串名单：
"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
这话问得轻，打得重。
华盛顿革命的时候，美国人口多吗？不多。俄国革命的时候，俄国人口多吗？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蒙古革命的时候，人口多吗？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
革命是压迫狠了，活不下去了，才闹的。
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不是什么人口过剩。辛亥革命为什么没解决吃饭问题？是因为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北伐为什么没成功？是因为蒋介石叛变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
不是人多，是压迫狠。
艾奇逊说"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毛泽东反问：西北、华北、东北、华东那些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吃饭问题存在吗？
然后他说了一句极重的话：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
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这句话穿越时空。它不只是对艾奇逊“人口压力论”的反驳，更是一种人民伦理的根基。
在艾奇逊那里，人是负担，是压力，是问题。 在毛泽东这里，人是主体，是力量，是一切奇迹的出发点。
艾奇逊那套人口论，错的不只是结论，而是眼光。它把人民看成问题，把革命看成病。诊断错了，药就全错。
三、第二张药方：西方影响唤起革命
艾奇逊的第二张药方，更深。
他说西方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高度文化"，唤醒了中国。
这话听起来，比人口论体面得多。它甚至带着一点夸奖：你们是受了我们的影响才进步的。
许多知识分子听了这话，心里甚至有点舒服。
毛泽东一句话戳穿：
"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艾奇逊说西方带来了"进取性"。毛泽东反问：你那些传教士、商人、军舰、大炮、条约、赔款，哪一样不是带着枪来的？你管这叫"进取性"？这叫侵略。
帝国主义的侵略，确实带来了新思想——但它同时造成了另一类人：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
不是西方思想唤醒了中国，是西方侵略激怒了中国。
然后毛泽东讲了一段中国人寻找思想武器的历史。
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七十多年里，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宣告破产了。
不得已，中国人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资产阶级共和国，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但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一次，借来的武器，终于合手了。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四、精神上的翻身
讲完这段历史，毛泽东写下了那段最重要的话：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这句话，是整个五评白皮书的眼。
前四篇批"友谊"，批"幻想"，是破。这一篇讲"精神上的主动"，是立。
什么叫"被动"？
被动，就是别人说什么你信什么。别人说"我帮你"，你感激；别人说"你不行"，你认了。你的标准是别人定的，你的判断是别人给的，你对自己的看法，是从别人的眼睛里看出来的。
被动最深的标志，是你不知道自己被动。你以为是自己想的，其实是别人画好了让你想的。
中国人被动了一百多年。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就被迫接受一个事实：我们打不过人家，我们落后，我们"不行"。读书人看西方的书，用西方的尺子量自己；老百姓见洋人的兵，低头快走；那些出去留学的，回来总觉得欠着什么。
这叫被动。
什么叫"主动"？
主动，就是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用自己的标准判断是非。别人说"我帮你"，你能问一句"凭什么"；别人说"你不行"，你能笑一声"走着瞧"。你对世界的看法，是从自己的命里长出来的。
主动不是什么都自己来，是知道什么该自己来，什么可以学，什么必须顶回去。
中国人学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开始有这种主动了。不是因为马克思是外国人，是因为这个道理，恰好能说明中国自己的事。用它看历史，历史清楚了；用它看现实，现实明白了；用它看敌人，敌人露底了。自己能用上的道理，才真是自己的。
毛泽东说：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长征路上拦阻的蒋介石，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四仗打下来，中国人站住了。站住了，不是因为枪多了，是因为心里有底了。心里有底，就是精神上的主动。
五、破的是谁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破的是艾奇逊吗？
是，也不全是。
艾奇逊那套话背后，有一种看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把革命看成病，把反抗看成乱，把侵略看成"影响"，把压迫看成"麻烦"。它看不见剥削，看不见压迫，看不见谁让谁活不下去。它只看见"人口""土地""思想""文化"，就是不看见"人"和"人的命"。
这叫唯心史观。
唯心史观，不是艾奇逊一个人的。中国知识分子里，有一大批人，多多少少也带着这种看法。他们看中国的事，总想找一个外来的原因——要么是人太多，要么是思想太旧，要么是文化不行，要么是"西方影响"还不够。他们看不见最根本的东西：剥削和压迫。
毛泽东说：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
破唯心史观，破的是那种跪久了、忘了站着的习惯。
唯心史观破了，唯物史观立起来。唯物史观，说明白了就一句话：历史是人民在反压迫的斗争中创造的。它看的是人，是人活不下去时的反抗，是谁在压、谁在被压，是人为什么要站起来。
唯心史观开了那么多药方，治的都是假病。真病是压迫，真药是斗争。
毛泽东在文章结尾写道：
"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这是一句宣言。宣言之后，历史换了写法。
六、解释权的转移
五评白皮书在全国传开时，最先被深深触动的，是那群以文字与思想为业的人——中国的知识界。
真正震动他们的，并不只是文笔，而是文笔背后那股重新夺回历史解释权的气魄。
几十年来，中国总是被别人解释。中国为什么落后？别人说。中国为什么革命？别人说。中国的未来在哪里？别人说。知识分子读西书、用西方概念、按西方标准谈中国，久而久之，连他们自己也习惯了从外面看自己。
白皮书把这种逻辑说得极露骨：中国革命不是人民反抗压迫，而是"人口压力"；中国的觉醒不是斗争的结果，而是"西方影响"的副产品；中国人不是历史的主体，而是被动的对象。
毛泽东的文章，正是在连根拔起这套视角。他不是只在驳艾奇逊，而是在驳一种长期笼罩中国知识界的历史观：那种把人民从历史中抹掉、把压迫从叙述中删掉、把中国的命运解释成外力推动的唯心史观。
当毛泽东在文中重新赋予闻一多、朱自清以时代意义时，许多知识分子感到一种特别强烈的震动。那不只是对几位文人的赞扬，而是在宣告：新中国书写历史时，不只记下枪杆子的胜利，也记下中国人自己的骨气、尊严与判断力。
于是，那些原本犹疑观望的知识分子，终于感到一种踏实：
中国的历史，可以由中国人自己解释； 中国的道路，可以由中国人自己判断。
七、历史的重新开端
这种踏实，早在三个月前就已经有了预兆。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说过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破掉的，不只是艾奇逊的一套说辞。
它破掉的是那种把人民从历史中抹掉、把中国命运交给外人解释的旧世界。
太阳升起在东方，不是因为谁恩赐了光。
是因为人民自己站到了历史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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