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系列·第七篇|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沉默者的加冕礼

延安系列·第七篇|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沉默者的加冕礼

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

面对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作家、艺术家和知识青年,毛泽东没有先从文学技巧讲起,也没有把问题停留在风格与形式之上。他谈到的,是文艺工作者站在什么位置,用谁的眼睛观察世界,又把谁的生活当作衡量作品的尺度。

在讲话中,他回忆了自己思想感情曾经发生过的一次变化。

过去,他也曾受到旧有观念的影响,觉得知识分子比工人农民干净。后来,在长期的革命生活中,在与工人、农民和士兵共同生活之后,这种判断被颠倒了。

他说: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干净,工农脏。工农虽然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这不是一句为了震动听众而临时说出的重话。

在“干净”与“肮脏”之间,被重新衡量的,是一整套延续已久的价值秩序。

一双沾着泥土、汗水和牛粪的手,为什么会被认为是脏的?

一双从未触碰土地、从未承担过生产生活重量的手,又为什么天然拥有解释高贵、洁净与文明的资格?

当这个问题被真正提出来时,文明原有的光源便开始移动。

它不再只照向书斋、庙堂和那些留下姓名的人,也开始照见亿万双长期处于历史背景中的手。

一、创造文明的人,为何站在文明之外

在漫长的历史中,真正支撑社会生活的劳动者,很少拥有与其贡献相称的位置。

农民耕种土地,生产粮食;工匠烧砖、铸铁、织布、造屋;脚夫搬运货物,船工往来江河;妇女纺线、缝衣、养育儿女,维持一个家庭最基本的运转。

他们的劳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底部。

没有粮食,诗书无从谈起;没有房屋、衣物和器具,礼法、制度与文化便失去了存在的物质依托;没有一代代普通人的劳作,任何宏大的文明都无法延续。

然而,在传统的叙事中,这些人常常只是模糊的背景。

史书记录王朝兴亡,文章歌咏山川田园,画卷描摹农事风光,但真正弯腰耕作、忍受饥寒、承担赋役的人,却很少能够讲述自己的经验,更少有机会参与对价值的定义。

他们创造了社会所需要的东西,却不能决定什么被称为高贵。

他们养活了文明,却长期站在文明的门外。

在某些文人笔下,农民是田园景色的一部分,是被怜悯、被教化的对象;他们的语言不够雅驯,他们的身体带着汗味、泥土和牲畜的气息,他们的生活被认为缺少值得书写的形式。

劳动被需要,劳动者却受到轻视。

正是在这种分裂之中,所谓“洁净”逐渐变成一种身份标志:越是远离土地、牲畜和体力劳作,似乎越接近文明;越是直接承担生存所需的劳动,反而越容易被视为粗鄙。

可是,当人们把目光从纸面移回生活,就会发现,这套判断恰恰颠倒了文明赖以存在的根基。

二、牛粪为什么是干净的

牛粪当然不是一种洁净的物质。

它有气味,会弄脏衣服和手掌。这是生活的常识。

但毛泽东所说的“干净”,并不是否认这种物质上的脏,而是在追问:为什么与劳动相连的污迹,会被转化为对劳动者人格和身份的贬低?

在乡村生活中,牲畜、粪肥、土地、庄稼和粮食,从来不是彼此分离的事物。

牛帮助人耕地,粪肥进入土壤,土地长出粮食,粮食维持人的生命。农民的手处在这个循环之中。他们所接触的,是生存最基本的过程,是任何社会都无法绕开的物质现实。

那双手之所以沾满污迹,不是因为它远离文明,而是因为它承担着文明最基础的工作。

它清理牲畜,翻动泥土,播下种子,也在收成不好时继续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污迹留在手上,粮食却进入了千家万户。

如果没有这些所谓“肮脏”的劳动,许多看似洁净、高雅的生活便一天也难以维持。

因此,“牛粪是干净的”并不是要把贫苦与污秽诗意化,更不是说劳动者应当永远忍受艰苦。

它所揭示的是:劳动留下的痕迹,不应当成为羞辱劳动者的理由。

一双手是否值得尊敬,不能只看它是否洁白,而要看它是否参与了真实生活的创造,是否承担过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重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造成的“脏”,可能比脱离生活的“洁净”更接近真实,也更接近人的责任。

三、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

人类所拥有的一切,并不是天然摆放在世界之中的。

粮食需要耕种,房屋需要修建,道路需要开凿,工具需要制造。即使是知识、艺术和科学,也必须经过人的观察、思考、学习和实践,才能从可能变成现实。

劳动不仅创造物质产品,也创造知识、秩序、关系和文化。

一首歌需要有人谱写、演唱和传播;一本书需要有人写作、印刷和阅读;一种制度需要人在具体生活中组织、执行和修正。没有人的劳动,任何价值都只能停留在抽象的观念里。

但“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并不意味着只有体力劳动才有价值,也不意味着知识和艺术应当被否定。

知识劳动同样是劳动。

问题在于,它是否承认自己与整个社会劳动的联系,是否愿意进入人民的实际生活,是否把自身的能力转化为改善人的处境的力量。

一种知识如果以轻视劳动者为代价,便割断了自己与现实的根。

一种文化如果只把人民当作描写对象,却不承认人民拥有自己的经验、判断和语言,那么这种文化无论形式多么精致,也仍然是悬浮的。

劳动之所以成为价值的源泉,不只是因为它生产了物品,更因为人在劳动中不断改变世界,也改变自己。

人在共同劳动中学习协作,建立关系,积累知识,也发现彼此的需要。一块土地如何耕种,一条河流如何治理,一支军队如何获得粮食,一个共同体如何度过灾荒,都不是抽象概念能够独自回答的问题。

这些答案首先存在于人的实践之中。

然而,劳动虽然是价值的源泉,人却不能被降低为劳动的工具。

人是一切价值的目的。

劳动不应当被理解为无止境的付出,更不应当成为赞美苦难、要求牺牲的借口。衡量一种劳动制度是否合理,不仅要看它创造了多少物质财富,也要看劳动者是否因此获得更有尊严、更安全、更有能力的生活。

如果劳动创造的成果只被少数人占有,如果劳动者只能不断负重,却没有休息、教育、表达和参与决定的权利,那么即使劳动受到口头赞美,劳动者仍然没有真正成为价值的主体。

因此,确认劳动的价值,最终必须回到人的解放。

四、从价值创造者到价值判断者

毛泽东那句话真正锋利的地方,不仅在于为劳动者恢复了尊严,更在于调转了评价世界的方向。

过去,农民常常是被观察、被描写和被评判的人。

知识分子判断他们是否文明,官员判断他们是否顺从,文艺作品决定他们以怎样的形象出现。他们自己的经验,却很少成为判断知识、文化与政治的标准。

延安所发生的变化,首先是一种位置的变化。

工人、农民和士兵不再只是等待文化工作者去“发现”的题材,也不只是革命需要动员的力量。他们的生活经验本身,开始成为认识社会的来源。

一个政策是否正确,要看它能否改善人民的实际生活。

一种作风是否健康,要看它是否使干部接近群众,还是制造新的隔膜。

一部作品是否有生命,要看它是否真正理解普通人的处境,能否说出他们的痛苦、愿望和力量。

劳动人民由价值的创造者,进一步成为价值的判断者。

这并不是说劳动者天然不会犯错,也不是把“人民”塑造成一个没有矛盾、没有差异的抽象整体。

人民内部同样存在知识差异、利益冲突和旧观念的影响。

但是,承认人民的主体地位,意味着不能再把他们永久安置在被教育、被管理和被代表的位置。那些直接承担生活的人,应当拥有表达自身经验、参与公共事务和检验制度成败的权利。

“沉默者的加冕”,并不是给劳动者戴上一顶象征性的桂冠。

它意味着把原本被遮蔽的判断权,重新交还给他们。

五、当知识重新进入劳动

对于延安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价值秩序的变化,不可能只是一次观念上的赞同。

如果劳动人民的生活成为文化的源泉和尺度,那么文艺工作者就必须改变自己与生活的关系。

深入生活不能只是采集几句方言、记录几个故事,再回到原有的书斋中加工。

真正的改变,是承认人民不是等待描写的素材,而是有思想、有感情、有创造能力的人;是学习他们如何理解土地、战争、家庭和共同生活;也是检验自己掌握的知识,能否在现实中帮助人、连接人,而不是成为身份优越感的来源。

这并不要求知识分子放弃知识。

恰恰相反,知识只有与人民的经验结合,才可能获得新的生命。

医生的技术,要在伤员和病人的身体上接受检验;作家的语言,要在普通人的阅读与传唱中接受检验;干部的理论,也要在具体政策给群众带来的结果中接受检验。

知识并没有因此被贬低,而是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它不再高悬于生活之上,而是进入共同劳动,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善生活的一种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也不只是单方面“教育群众”。他们同样需要学习,需要改变自己的语言、感情和观察世界的方法。

向人民学习,并不是一句谦逊的姿态,而是一种认识论。

因为生活中最真实的问题,首先由那些承担生活的人感受到;许多书本无法预先给出的答案,也正蕴藏在他们长期积累的经验里。

六、沉默者的加冕礼

“工农虽然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这句话之所以令人难忘,不只是因为它使用了“牛屎”这样极少进入庄重话语的词。

它把一种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生活事实,带进了关于文化、人格和文明的最高判断之中。

它迫使人们看见:那些被嫌弃的污迹背后,是粮食、衣物、道路和房屋,是一个社会每天得以继续运转的基础。

一双沾满泥土与牛粪的手,不应当只在需要赞美劳动时才被想起。

既然它创造了价值,就应当拥有价值分配中的位置;既然它承担了共同生活,就应当拥有讲述、判断和参与决定的权利。

这才是“沉默者的加冕礼”真正的含义。

不是把贫苦装饰成崇高,不是要求劳动者永远默默奉献,而是承认一个长期被掩盖的事实:

文明并不是由少数高高在上的人赐予大众的。

它首先从无数普通人的劳动中生长出来。

从延安开始,劳动不再只被理解为生计,也逐渐成为一种尺度。

它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理解人民,衡量一种文化是否扎根生活,也衡量一个组织在获得权力之后,是否仍然记得自己的力量来自哪里。

但是,价值秩序的改变不能停留在语言里。

劳动者获得尊严之后,还必须在制度、组织和权力关系中获得真实的位置。只有当创造价值的人能够参与决定价值如何分配、社会如何运行,劳动的尊严才不会只是一种赞颂。

一双手创造了粮食,也应当拥有不再挨饿的权利;

一双手建设了社会,也应当拥有在社会中被倾听的权利;

亿万双曾经沉默的手,不应当永远只是历史的背景。

它们本来就是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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